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五二、宋儒程明道《定性书》点滴
在东方的中国文化，从秦汉以后，学术思想的主流，从表面上看，虽然都一概归到儒家，但实际上，是以阴阳、儒 、墨、道、法各家杂用，而又不太有明确的界别。汉末、魏、晋开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学派兴盛 ，他们的“修为”基础，都是以“守静”为中心。那是根据老子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 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说法而来。
■ 从佛教传入到理学的兴起
但自汉末到两晋时期。由印度传入的佛家。它的修行实证方法，是以“戒、定、慧”三学中的小乘禅观 ，和“四禅八定”的定学为中心，由戒行的严密自律而得定，由定而生慧，由定慧而得解脱，完成“ 解脱知见”而进到“涅槃”寂静的境界，证得“阿罗汉”果位为最高的成就。
因此以定、静为修成仙佛之道共通的根基，就成为中国文化学养中的普遍意识。况且静态必须由不动的定境而生， 定境必然由静态而成，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互为因果，不可或分的效应。
尤其在隋、唐的初期，由天台山的智顗大师，开创了中国佛教特色的天台宗，以修止观而得“中观正见 ”为目标。于是，以打坐修行，修止修观的禅修法门，便大行其道。因此，影响了中国各阶层社会，朝野上下， 都知道定静为修养的必要工夫，已成普遍的知识。
印度佛法中禅宗大师达摩祖师东来，早在萧梁政权的初期，已经在中土传授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的法门。到了初唐，历中唐、晚唐，禅宗的“无门为法门”，已普及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明点。尤 其在残唐五代时期，禅宗的五家宗派鼎盛，几手涵盖了儒道，乃至神仙丹道和佛教诸大派系的修证内容。当然也掩盖 了天台止观禅修的声光。但禅宗虽然以“真指见性”为标榜，而在实际的修为实证上，仍然也离不开以禅 定为基本入门的功夫。至于“参禅”的名词，是从宋元以后所兴起，那已是禅宗从驰骋中原和大江南北， 终将走向小径的尾声了！
先要了解了中国中古文化衍变的趋势，然后进而研究由北宋开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承袭五代的提倡儒 家经学，吸收了自南北朝、隋唐以来佛道两家的学说修养，转而“反求诸己”，便以标榜孔孟的儒家之学 为固有文化的“宗主”意识，别自成家，才形成了以祖述儒学为宗，左反神仙的道学，右反禅修的佛学， 从形式和内容上，就自成为新兴儒家的理学，与佛、道两家互争胜场。理学的“理”，是袭取佛学华严宗 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配合《易经·说卦传》的“和顺于道 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宗旨，采取了韩愈的《原道》主张，和李翱《复性书》的理念，作为信守的 主题。但又学习禅宗传习语录的方式，统用通俗的语文来传道、授业，以去恶务善达到圣贤的地位，必须要学问修养 到“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境界。因此，便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等的 “慎独”工夫起步，与《中庸》的“诚”、“敬”会同，由此而完成“明德 ”以后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这样，才是成圣 成贤的正途。所谓道佛各家的行为学说，“遗世而独立”，都被当作是旁门左道的一偏之见而已。
但从北宋开始，被后世推为“儒宗”、“道学”的大儒，如周敦颐（濂溪）、张 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并及邵雍（康节）等为五大 “儒宗”。接着南宋程门再传弟子朱熹，极力推祟师说，自以“道问学”为主导，注解四书， 分为章句，因此而使孔子、孟子的儒学，都须限于朱注的章句见解范围，历八九百年之久。但如从宋儒的传道讲学， 高谈“心性微言”的造诣来说，最为扼要简洁，足与佛道两家媲美的，莫过于程明道的《定性书》，实亦 “言中有物”，并非都是托空妄语。可是他的内容实质，又都是汲取了佛道两家的精华，融会于心而著述 其“理”，批驳一般人所认为的“修定”而求“明心见性”，或妄求达到“清 静无为”之道的误解。现在我们特别为他“认祖归宗”，指出他本来的出处，不必避讳他本来是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因袭手法了。
■ 康熙善学《定性书》
《定性书》云：“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他的开头两句，便说动静都是本来 在定，不必另行起心求定。这是他心得于禅宗所尊重的《楞严经》中“观音圆通法门”中所说的“动 静二相，了然不生”两句而来的。
“无将迎”一句，是袭用《庄子·应帝王》篇中的“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 ，故能胜物而不伤”。至于《庄子》所说的“将迎”，等于佛学所说的“有觉有观”、 “有寻有伺”是同一内涵。“将”是“停心一处”。“迎”是从起念处 观照。
“无内外”一句，也是汲取《楞严经》的心不在身的内外中间，以及龙树菩萨所作《大智度论》的 “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亦不依，是谓宴坐”而来的。这真可说他是善于读书求学，字字句句，都能会之 于心的实学了。
程明道《定性书》所说“修定”之学的中心要点，就是上面所讲起初“破题”的四句话。实 际上，都是佛道两家的家当，但他却一借不还，概不认账。以下的文章，都是对于这四句的根本而发挥，但其内容， 大部分都是从《楞严经》的说“心”，禅宗的谈“性”而来。可是除了首先提出这四句特别高 明的警句以外，跟着而来的结语，却又含混不清，并未说明所谓内和外的界别，是指身和心或心和物。如说：“ 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乌 拼音：wū， 文言疑问词，哪，何）可遽（遽 拼音：jù，遂，就 ）语定哉？”
佛说《楞严经》是指“心物一元”的“心”，如经说：“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 太清里。”“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 生。”至于意识的思想、感觉、知觉，统是物理世界形成以后的作用，并非真实的存在。但凡夫之人，妄自分别 身心、心物，认为有内外的界别，因此而不能证入“楞严大定”的如来境界了。
如果《定性书》也有如《楞严经》一样地交代明白，那么，他所说的“定性”之定，本无一定点之定可 言，不必再假借“修持”的方便，错认禅观的“定境”或“清净无为”的“静 态”为本来自性。那他就确实对于《易经·系传》所说“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无 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所谓“上 天之载，无声无臭”等的奥义，就真的有其见地了！
很可惜，他在下文的发挥《定性书》的道理，却又急切于有心用世，坐而论道，用来和“明德”外用的 “治国平天下”之道合拍，反而又迷离倘恍，言不归宗，恰如禅师们的说法，“扇子（世界知识 出版社的书中字是用“哱”字，应是错字。—校对者注）跳，撞着三十三天帝释鼻孔，东海鲤鱼打 一棒，雨似倾盆”，始终没有说明“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有关定 慧之间的妙用，甚为可惜。
《定性书》的最后结论，把“性”和“情”的作用，隐约作为内外的关键，提出“制 怒”的修养最为重要。总算流传了四五百年以后，得到一个好学生，那就是清初的康熙，他从程明道的《定性书 》中学到了唯一的要诀，就是“制怒”。他亲自书写“制怒”二字为座右铭，因此而使他年少 成功，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总之，程明道的《定性书》，虽然对于定学，语焉不详，但比起他的再传弟子朱熹的学养，就大有高明之处。希望 你们年轻人“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当善于探讨，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必定有利于心性修养 ，大有用处，照此学以致用，“虽不中，亦不远矣”！不可因噎废食，随便轻听我的话，视古人的成就， 都不值得一顾，那就不对了。
附程明道《定性书》：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 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 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 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艮 拼音：gèn）其背， 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 外之两忘也。
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 乌（乌 拼音：wū，文言疑问词，哪，何）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 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 过半矣。
五三、“四书”、“五经”和中国文化
大家都知道西洋欧美的文化和精神文明，他的主要中心，从古至今，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以基督教的《圣经》 （《旧约》和《新约》）为主流。同样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纪为止，似 乎还仍然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中心。事实上，东西文化，都正处于转型变态的状况中 ，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蜕化。东方文明，尤其以中国的文化来说，也随时代的巨轮在转变中，支离破碎。主张重 “人道伦理”的儒家学说，也正处于游魂、归魂的卦变之中。现在美国，有人正在断言未来的世界是 “文化战争”的时代，尤其指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对抗的大敌。看来未免可笑，但也深为可 虑。天下事往住误于肤浅粗暴的见解，因此，我们自己，也应当“反求诸己”，需要“温故而知新 ”了！
如果说，“五经”是中国上古文化传统的总汇，这是比较准确的答案。“四书”呢？它从北 宋时代开始，到南宋时期，才渐渐盛行，取代“五经”文化的地位。它是专属于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而 且被宋儒理学家朱熹所作的“章句”注解所垄断的儒学，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大全。
五经，就是《周易》、《尚书》、《礼记》、《诗经》，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绎阐释《春秋》内容的， 有《左传》、《公羊》、《谷梁》等“三传”。《春秋》一书是孔子在春秋后期，即公元前四八○年间的 绝笔之作。
这个时期，在西方的历史上，正当罗马改行共和政治，开始才有信史可征。斯巴达组织伯罗奔尼撤联盟。印度难陀 王朝兴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结集佛经。波斯先后连续三四次远征希腊。雅典取代斯巴达为希腊霸主。西方所谓史学之 祖希罗多德（公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二四年）山生。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年至前三九九年） 出生。这个时期，也正是希腊文化在西方兴盛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孔子晚年，极一生的精力，“删诗书、订礼乐”而自著《春秋》。他是以极度客观的角度， 把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裁定从有文书资料信史可征的唐尧（甲辰年）登位时期开始，也就是公元前二三五 七年。他避开中国远古史的时代，即从神农到黄帝（轩辕）之间的史迹（即公元前三○○○年以前，与 埃及金字塔王朝，以及巴比伦建国同期，这是东西方开始人文文化发展的初期）。他以“多闻阙疑” 的态度，“存而不论”。因此，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不好明说要补孔子“删书”的不足， 便在《帝王本纪》上，首先提出一篇《五帝本纪》，历述唐尧为黄帝之后，追溯上推中国文化的年代。到了南宋孝宗 时代，学者罗泌又另著《路史》一书，采用道家等遗书的说法，再上溯高推旧史所称“三皇五帝”以上的 往事，文章华丽而亦富于考证，言之成理，书名《路史》，意思是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史”之意。 从他的著作宗旨看来，也是深惜孔子“删书”断自唐尧，忽略远古史的传统。等于现代有人将中国的历史 年代，由黄帝纪元开始，到今年（公元一九九七）为止，共计有四千七百三十一年的意义相似。不过，我们 只是顺便一提，不是要讲中国远古和上古文化史的专题，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总之，孔子的删订“六经”，是把唐尧、虞舜以来，直到周朝开国以后的文化文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 所整理过的中国上古文化，汇为总类付予后来的人们，做为先民遗留给后代“承先启后”的无价资产。当 时对学者称为“儒士”或“儒生”，并非如汉代以后的儒家，是专指治孔孟之学才称“儒 者”的。
到了秦始皇灭掉六国诸侯以后，改变了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政体，统一中国，划分郡县，开始创制学者的专职官称 叫“博士”，但并不限于专学“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的范围才 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二一三、二一二（戊子、己丑）年之间的焚书坑儒，也并没 有明令坑掉了“博士”。所坑的大都是“处士横议”的非“博士员”的儒生。
■ 五经博士的开始
后来到了西汉初期汉武帝刘彻（建元乙巳的时代，公元前一三六年），设置“五经博士”， 才是以专治儒学为主的开始。那时，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期，已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了。当然，在这一百多 年以前，由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在政治作为上的主要文化思想，是以道家“黄（帝）老（ 子）”之学为主导，但也并非完全不重视儒、法等各家的学说。文景时代，认为自秦汉以前，以及楚汉争 战的长期战乱，社会人民，残破痛苦不堪，人们所需要的，便是“休养生息”，使全民得到“安居乐 业”，重新建立社会人民的秩序，所以省事节约为主要。
可是传到汉武帝的时代，却是重视以董仲舒为主的儒家学说。实际上董仲舒的儒学，已掺杂用阴阳家的思想以治《 春秋》，从此便形成了两汉以后谶（谶 拼音：chèn，指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纬符（预言） 之学的风气，影响中国文化的迷茫色彩很大，直到现在不衰。如果说纯粹以“五经”等为主的汉儒的 汉学，实在是由汉元帝刘奭时代（公元前四八年）开始，才特别重视儒家。因此，使汉代的儒者，注重对经 学的训诂考订的学问，延续到东汉之间，约两百多年之久。古人讥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读书人， 都毕生埋首在“经义”和文字学的故纸堆中。
在这个时期的变动，在史学上叫作“前汉”和“后汉”，也有惯称为“西汉”与 “东汉”的，它的界别，就是从王莽篡位，改朝换代，自称为“新朝”的阶段，正当公元纪元 开始的第八年底，也就是耶稣出生十二年间的大事。但使汉室重光，称为“东汉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他 也是从小习读《诗经》出身的农民学者。因为他的影响，使东汉以后的文章和学术风气，与西汉比较，便各有不同的 风格。古人评论说：“西汉重功名，希世取宠，不尚清操。东汉重名节，取义成仁，至死不顾。”
■ 玄学和玄谈的时代
两汉的经学，长期困守在训诂考证的沉闷风气的范围，所以一到汉末魏晋时期，便由何晏、王弼等青年后进学者开 始，认为儒家的“六经”都是糟粕。他们只从事清谈，注重“三玄”之学的探讨，文化和政治 同步解放思想。所谓“三玄”之学，便是从《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中探讨人生和宇宙的 哲学思想。因此形成魏晋以来的文人政府中的门阀子弟，和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逍遥解脱，不拘形迹而风 流潇洒的作风。这等于是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所说的“自由”思想和“浪漫”的情态，在上流 社会的阶层中，尤其散漫放诞。跟着便是东晋南渡以后，历史的年代，转入了南北朝的阶段，佛学正好在这个时期， 如云如雨一般地倾注东来，弥漫于朝野上下各阶层社会。这一个历史历程，经过四百多年之久（即公元二○○年 间开始，到六二○年之间），是中国文化思想探究宇宙和人生的哲学辉煌时代，但从政治和社会立场来看，也是 最衰败堕落的时代。
■ 唐代文艺辉煌的风朗
到了李世民父子开国，建立唐朝的政权以后，才有转变。但在这个历史文化的时期中，所谓自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学 ，已经“此调不弹（谈）久矣”，还没有特别重视《大学》、《中庸》等“四书”的 风气。可是不要忘了，“五经”等学问，仍然还是中国民间和政府人士基本的文化思想，不过并不像汉儒 和宋儒那样特别注重而已。唐太宗曾授命园子祭酒（等于现代唯一国立的大学校长）孔颖达，撰著《五经正 义》，后世称为“五经注疏”的便是此书。
在这阶段中，有关西方欧洲文化的情形呢？它从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瓦解开始，到第十世纪阶段，新国迭相兴起，战 争不止，人民生活困苦，文化低落，正处于西方历史学家所谓的“黑暗时期”。所以东方唐人的声威，在 那个时候，就较为有声有色，鼎盛一时了。
现代人所谓的西北丝绸之路，和南海广东的丝绸之路，以及日本、朝鲜、琉球等地，派人到长安留学的唐风，吹遍 了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中唐时代，中国经济、贸易重镇的扬州，更是不可一世，古人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 扬州”，便是唐风的炫耀，比起二十世纪末期的香港，更加芬芳有致。
任何一代的文化，都离不开“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人事关系。唐代的文化，首先不能不归功于 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以及他在文治、武功上的天才成就。但绝对不可用《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条目来做深入的要求；同时，也不可只以《贞观政要》一书而以偏概全，掩 盖了对历史伟人的是非评价。如从他的身世背景，和他天生禀赋的资质来看，他先天具有权门子弟的家世习性，同时 又兼有绿林豪侠的资质。再从另一面深入来讲，他有齐桓公（公子小白）的坏习气，同时也有曹孟德（ 操）的文学才思。既有汉武帝（刘彻）相似的雄才，但又有汉光武（刘秀）类同的浑厚。因 此，而使初唐开国在历史上的光辉，几乎有超过汉代的功绩。尤其当他还在做秦王的少年阶段，在他幕府中的得力助 手“智囊团”中，如刘静、虞世南、杜如晦、房玄龄等才俊之士，都是当时一代的杰出之选。起义以后， 用的将帅人才，大部分都是在乱世从绿林中磨炼出来的英雄好汉，而且开始还多半是他的敌对人物，如徐世勣、程咬 金、李靖，当然还包括了魏征。
李世民，因为他生来接受了隋朝首先统一了二百年来南北朝的政制和文风的薰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大有过人 之处。例如我们大家所最欣赏的唐代的诗和文章，乃至中国的书法，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 此中高手，因此而造成了划时代的风气。他的诗，自从虞世南死后，便很少写作，他说已经没有知己了。他的字，极 力学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临死还要将它带进棺材里去。我平常总喜欢对人说，要学唐人书法，先要读看唐太宗 所写的《晋祠铭并序》，然后再读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裴休等的法帖，便可稍能有会于心了。现在我们没有多 余的时间来讨论唐太宗一生的是非得失，须急转直下略说唐代的文化思想和儒家的关键所在。
■ 儒佛道禅与唐代文化
唐朝开国之初，还在李渊称兵起义的时候，首先提出改革自南朝五代以来的文学风气，不许再用华丽词章来写政府 公文。然后到了李世民登基以后，贞观十一年，规定以同宗祖先李老君（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位列先班 （上朝的礼仪次序），佛教序列第二，但并没有什么儒教或儒学在后的意思。因为朝廷政府的全体臣工，都是从 读儒书出身的儒生。虽然后来建立了以考试取士的考试制度，但根本没有要考“四书章句”出身，作八股 文章的进士。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后，由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才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用以尊重儒 学。
唐初在宗教信仰方面，也非常自由，不但大量修建佛寺，而且准许在长安建立了大秦寺，以及基督教另一派的景教 。后来又有由波斯传入的祅（祅 拼音：yāo）教（拜火教）和摩尼教等寺庙，一切都让人民信仰 自由不加干涉。唐太宗贞观四年，即公元六三○年，也正当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征服了麦加，称霸于阿拉伯的同 时。到了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正当玄奘法师由印度取经回国，便要他在新建的宏福寺开始译经， 并派宰相房玄龄主管其事。玄奘法师不但对佛学有渊深精致的造诣，而且又兼通儒道等世俗学问。他在翻译佛经的同 时，也把中国的《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反馈印度，可惜后世失传，这对于古代沟通东西文化的 历史作用来说，实在是一大损失！
至于唐太宗本人，因受奘师学识修养的感召，一向倾心佛理，同时，又希望玄奘法师还俗，做他的宰辅，但都被奘 师婉转辞谢，只好亲自动笔。为玄奘法师所译的佛经，做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宏文，的确是唐文中的翘楚 （翘楚：原指高出一般灌木的荆树。引申作为超群出众，出类拔萃的意思），果然不同凡响。因此而使初唐 的中国佛教和佛学，盛极一时，朝野上下，普遍流行。所谓中国佛教特色的“十宗”，便从初唐开始，声 光普耀，远及东亚，如日本、朝鲜等各地。尤其是从南朝梁武帝时代就由印度东来的达摩祖师所传佛法心宗的禅宗， 这时渐渐普及流传各个阶层社会，甚至还转而反馈了印度后期佛教新兴的秘密宗乘，和密乘的持明（真言咒语） 、曼陀罗（总持坛场）、愿行等相结合。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又 有由印度东来，专传密宗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人，世称“开元三大士”，大弘密宗的修为法门 。中国佛教的“十宗”佛法，由此更加盛行于东方各地的国土。例如鉴真法师受日本的邀请而东渡弘法， 日本的空海法师入唐求学等等事迹，都是唐代文化和宗教史，和中日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
总之，由唐朝开国以后，经唐太宗、高宗父子，以及武则天做皇帝的三朝七八十年之间，佛教和道教乃至禅宗的自 由发展，使儒、佛、道三教汇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形势，便在这个时期中确定了地位。尤其禅宗以“不立文 字”、“即心即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非心非物”等的教法 ，普及于朝野上下，而且在下层民间的僧俗社会里，更所欢喜信受。所谓“南宗尚许通方便（由禅宗六祖广 东慧能大师开始称南宗），何事心中更念经。好去比丘（和尚）云水畔，何山松竹不青青”。我 们只要翻开初唐以后的名人诗文集来看，所有诗词的名著，几乎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和禅与道息息相关的大作，如李 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刘禹锡等等，实在不胜枚举。
■ 百丈禅师与吕纯阳的深远影响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当封杨玉环为贵妃以后（约在公元七五○年之间，中国所发明 的造纸方法，使开始传入欧洲），禅宗的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 禅师，便在江西开创中国佛教特色的“丛林制度”，不顾原始佛教不事生产的戒律，提倡以集体修行、集 体耕作、生活平等、劳逸平均的原则，制定了“百丈清规”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适合时地相宜的信守。而且 百丈禅师，年过九十，还以身作则，天天领众劳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范。当时百丈、马 祖师徒的作风，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众，骂为“破戒比丘”。可是从此以后，禅门丛林风规便大行其 道，大多数的佛教僧众寺院，都以“丛林”相标榜，而额称为“禅寺”或“禅林” 的，甚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立脚，并且为后世历代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形无形地做了许多 功德。因为“丛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鳏、寡、孤、独，老无所归，幼无所养，贫无所依” 的人们。可以说百丈师徒是中国宗教革命的先驱。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讨论中国特殊社会“丛林制度 ”的小书，可作参考。在这个时期，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权威进到颠峰的时期。
不过讲到佛教的宗教革命，在这里，顺便提出晚唐懿宗咸通的时代，约当公元八六○年之间，道教出了一位特殊人 物，他便是相传在邯郸旅邸中，“梦醒黄粱”，不求功名而去修道的吕嵒（嵒 拼音：yán， 同“岩”）（字洞宾，“嵒”一作“岩”），号称“吕纯阳 ”的道士。他是融会儒、佛、道三教的神仙，也可以说他是从东汉魏伯阳、晋朝葛洪（抱朴子）、梁 朝陶弘景以后道教的宗教革命者。从他开始，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上，提起道教，大家都会知道吕纯阳。但很少有人知 道魏伯阳、葛洪、陶弘景等人了。
■ 《原道》与《复性书》的出现
由于禅与道在初唐、中唐两三百年之间的风头太健，太过煊赫（煊 拼音：xuān，煊赫：形容名声很大，声势 很盛），所以到了唐宪宗李纯的时代，也就是吐蕃求和，欧洲法国的查理大帝死去，由儿子路易即位的时期公元 八一○年前后，名儒韩愈（昌黎）倡导古文艺的复兴，重视从事文学改革，而且不甘坐视唐室宫廷迷信佛教 的作风，为了《谏迎佛骨表》这一道表章，就被贬到潮州去做刺史。他同时感慨道佛两家的文化太过流行，特别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应该是以儒家为主，因此奋笔作了一篇《原道》的大文章，说明真正大道的道统，是以“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一线传承，这才是真正的人伦大道。他并且特别提出《大学》 的“明明德”到“先诚其意”的一段，批驳道佛两家的出家修道，是对父母国家的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但他在引用原文中，也没有指明这是曾子所著的《大学》上的话，只说“传曰”两字，也不说 “礼云”。其实，《大学》是在《礼记》中的一篇，而韩愈却不提起它的来源，只说是儒家传统的说法， 但引来作为证明的说辞而已。
韩愈被贬到潮州以后，心有不安，又向禅宗的大颠禅师问道，略有心得，这在禅门中的实录，另有传记。不过，他 问不问禅，并不重要。只可惜他的一篇《原道》大论，批驳道佛的见解，并不高明，实在还是外行。如果说是一篇批 评道士、和尚们不可随便出家的文章，那就另当别论了。犹如他写的《谏迎佛骨表》，同样是不大得体的文章，所以 会惹得唐宪宗发了脾气。但《原道》一文，劈头就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然后便说“仁与义是定名，道与德是虚位”等等，气势不小。因此，后世的儒者大多认孔子所说 的“仁”，就是“博爱之谓仁”了！殊不知“博爱”是墨子主张的精义。“行 而宜之之谓义”，也正是墨子的学说的精神。韩愈是对墨子之学极有研究的学者，所以《原道》一文的开头，便 引“墨”入儒，致使后世的学者们，却被他的健笔宏文轻易地瞒过去了。
对不起，我是开口没遮拦，提到韩愈韩文公的《原道》，目的是说明宋儒倡说理学的根源，是由《原道》一篇大论 所启发。同时又因韩愈的门人李翱，从药山禅师问道以后，作了一篇《复性书》的高论，因此而使宋儒理学家们，凭 据《大学》、《中庸》而大谈其“心性微言”的性理。所以我便对《原道》一文，多讲了几句，好像是在 讲国文的课一样，反而耽搁了不少时间，到此再也不敢再牵引到李翱《复性书》的原文，不然，就离题更远了。因此 ，只是略说李翱所提出“复性”观念的来由而已。
如果说我妄加评语，李翱的《复性书》所讲的性命之说，比起他老师韩愈《原道》的立论，就深刻得太多了。那么 ，李翱的儒学，又怎么能有“超师之见”的造诣呢？事实上，他是得力于禅门的启悟。所以便引禅入儒， 果然就不同凡响了！可是他仍然同一般的儒门学者一样，不敢违背士林的现实。终于故作托辞而已。至于他的参禅故 事，在我过去所讲禅学的书上已经提过，在这里不必再来画龙点睛吧！但顺便告诉大家，现代已经逝世的儒宗禅学的 大师马一浮先生，他也是我忘年之交，师友之间的老前辈，他所取个人自由讲学“复性书院”的名称，便 是取用《复性书》而来的意义。
五四、儒家经学与李唐五代
前面已经大略讲过唐代二百年来的文化，由公元六一八至九○○年之间儒、佛、道、禅的文采风流，飘逸潇洒的风 格。但是，好像都是象征了开国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外在的形象一样。至于李唐三百年来帝王宫廷的内幕，父子 兄弟夫妇之间，以及“修身、齐家、治国”的“外王（用）”之道，可以说，并不见 得比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更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
总之，从李世民起义之初的动心用意，已经深深埋下了不良的前因。他在说动其父李渊起兵的布局，是设计用酒灌 醉了李渊，使他在昏昧之中奸污了隋炀帝在晋阳的两个妃子，因此迫使他的父亲，不得不听从他的主意而起兵。所以 就由武则天的夺权做皇帝开始，使李唐一代后世的子孙帝王们，始终都在受内宫夫妇男女之间的“女祸” 所困扰，甚至还要受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宦 拼音：huàn）官”（太监）随 便摆布。因此，造成晚唐时期军阀专权的藩镇之乱，终至国亡家破，以了却前因后果的一笔滥账。至于李世民在登位 之初，弑兄杀弟、霸占兄嫂等行为，遗祸到唐肃宗李亨以后四代之间的兄弟宗室的权位之争。如果不是介乎禅道之间 的同宗名臣李泌，不避嫌疑的斡旋（斡 拼音：wò。斡旋：调解，把弄僵了的局面扭转过来）其间， 恐怕在中晚唐的阶段，早就失鹿中原，移鼎他人了！
因此，我在前面说过李世民的内在个性，具备了齐桓公（小白）所有的坏处，只是初唐时代的贞观政治 ，能够听信魏征等意见的作为，作风比较开明，实在大有值得后代当家治国做领导的老板们效法之处，我们民族的个 性，是最喜欢崇拜个人英雄人物，尤其是比较豪迈爽朗的英雄人物，纵使他们有很多的缺失，也都能曲予宽恕，只看 他的光明一面，撇开他的阴暗一面不谈。中国的民情如此，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也是情有独钟的多，因此在历史上， 李世民就成为中国帝王中的旷代一人了。
至于晚唐时期末代李家子孙的皇帝们，外受藩镇（据地拥兵的军阀）的压力，内受“宦寺 ”（太监）的专权蒙蔽，已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这些历代在最高领导人皇帝身边的太监们，都是生殖 器被阉割，不男不女心理变态的家伙，因为生理不正常的影响，头脑思维有时更加偏仄（仄 拼音：zè， 倾斜）和细密。我们读历史上的记载，只要细想在唐武宗李炎时代一个太监头子仇士良的话，实在是古今中外， 包围蒙蔽上司领导人的薪传口诀。讲到这里，好像骨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我是希望一般做老板和那些做“ 长”的、“员”的所有人们，都应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能“好自为之”，“善自为 之”。
唐武宗也算是一个“少有才，而末闻君子之大道”的皇帝，他做了皇帝以后，心里讨厌宦官们跋扈专权 的坏处，想要设法疏远处置。仇士良正是当时宦官的首领，他很聪明，已经看出了苗头不对，就赶快首先提出辞职， 告老还乡不干了。唐武宗也就马上照准。因此，在宫里一批大大小小的徒子徒孙太监们，都来为他送行，并且请示他 怎样抓权“拍马屁”的锦囊妙计。仇士良便说；“天子不可令闲（你要设法，使做领导的皇帝， 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间）。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当然 包括现代人为吃喝玩乐等等）。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他传完了秘决，那些徒子徒孙的太监们，都明白了这种道理，所以历史上记载说：“其党拜谢而去。”你 看，这有多么的深刻可怕啊！小心啊，小心！
现代和将来，当然不会再有阉割了的太监，但是具有太监类型心理变态的小智小慧、小忠小勤的习气，并非没有。 除非真能读书明理，达到《大学》“明明德”的学养才好啊！而且时代不同，过去要包围生在深宫内院， 长在妇人女子“宦寺”们手中的“太子”，生来就是要做职业皇帝的人，便要使他忙于玩乐， 不可有太多闲暇的时间，懂得读书明理。现在民主时代的老板们，就完全不同，所以要使他们忙于应酬会客，日理万 机，再也没有精力得以静思深虑。下面的人，就可推、拖、抗、扯，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搞他自己胡作非为的主意 ，然后多开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会议，就强加在这是民意民主的形式主义上，实在是与古人有同样可怕的歪风，所以 《大学》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最为重要的了。
■ 五代是第二次南北朝的开始
现在我们再看唐末五代六七十年间乱世文化的转变，这一阶段正当儒家文化和“四书”、“五经 ”文化连绵续绝的时期。然后便可再进入宋代，讨论“儒林”道学理学家们的天下。
古人有言：“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研究历史，每一朝、每一代的末期，引 发政权帝室变革的情况，大体归纳来说，只用“民不聊生”四个字，便可代表了一切衰败的祸因。其实， 所谓“民不聊生”的内在因素，以及时代社会演变的外界趋势，它的前因后果，太过复杂，包括有政治、 经济、财政，尤其是赋税和基层社会吏治（干部）的败坏等等，因此而造成历史小说上的一句名言，就是 “官逼民反”的结果了。人性是“重苟安而恶动乱”，大至国家社会，小到个人家庭，人人所 最宝贵的，就是性命。如果可以“顺时安命”，人们是绝对不肯起而革命的。“革命”一词， 是来自《易经》的鼎卦的象辞以及爻辞，所谓：“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耳 革，失其义也。”社会人民，碰到了“木上有火”，火上加油的苦难时代，就不得不起而拼命了。我 们现在不是讲历史、政治哲学的课，只是略一涉及有关的问题，提起注意而已。
李唐的时代，到了唐僖（僖 拼音：xī）宗李儇（儇 拼音：xuān），公元八八○年之间，已经 进入“民不聊生”的时代，因此而有王仙芝、黄巢等的起义造反。黄巢曾经攻进长安，自称“齐帝 ”。可是一个经历两百多年皇室集团的政权，到底还是具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顽固力量，在 它外围“拥兵自卫”的藩镇霸权，也绝不会让现成既得的利益，随便拱手让人的。所以黄巢的失败，也是 事所必至，理所固然的结果。不过，由此而使李唐王权统治的结束，在历史上，展开“五代”的一幕，这 是由唐朝皇帝的部下们展开序幕的。到了公元八九○年，正当末代唐昭宗李晔（晔 拼音：yè）的时 代，在五六十年之间，全国地方藩镇（军阀）据地称王的强霸势力，就有十三处之多。可是在历史上习惯性 地称呼这个阶段的中国史，叫作“五代”。事实上，这都是古代读书人，自号为圣人孔夫子传人的思想， 学习夫子著《春秋》尊王的精神，把“五代”五六十年间，能够在中原（长安洛阳一带）抢得李 唐覆灭之后的王位的，才认为是“继统”的王”的封建制度的社会，所以对于上层领导的要求，更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春秋责备贤者”。
■ 从“妇德”到“母仪天下”
其实自古以来，从东方的文化来讲，当在周、秦时期，不但从孔子开始推祟《周礼》的文化，重视王朝帝室“齐家而后治国”、“妇德”和“母仪天下”的主旨；就如以“入世而后山世”的印度圣人释迦牟尼佛来讲，也是同样推崇治世的“转轮圣王”，将他等同于佛。同时他也强调所谓治世“轮王”的福德，必须同时具备“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但在人道上的第一重宝，就是“女宝”，也就是贤良有德的后妃。所谓“轮宝”，有两重意义，一是指犹如现代精密科技的海陆空等武器。二是指历史时代的巨轮，等于俗话所说的有好运气，和“天命攸归”的意义。“象宝”、“马宝”是指交通和征战所用的快速交通工具。“珠宝”是专指经济、财政极发达的财富。但上面所说的四种，都属物质文明方面。讲到人事方面，第一需要有贤德智慧的后妃“女宝”。另一就需要有善于理财的经济、财政的能手“主藏臣宝”。你们知道吗？日本人叫财政大臣“大藏相”，就是出典在佛学中。另一最重要的就是善于知兵，统领大众所向无敌的大元帅“主兵臣宝”了。
虽然如此，但印度的古代信史，已很难稽考，例如著名的阿育王或孔雀王朝的好坏后妃，更是没有信史可征。在中国传统的“二十六史”中，除了周室初期，接连记载着四代的贤德后妃以外，自秦、汉以后，可以称为帝王体制时代较为贤良的后妃，为数实在寥寥无几。以开国创业的那些帝王来说，除了汉光武的阴皇后（阴丽华）和朱元璋的马皇后以外，即如李世民的长孙皇后，还当退居其次才对。尤其是朱明开国的马皇后，她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出身，但她的德行，却远远超过历代的贤后之上。而且她在朱元璋称帝封后的时候，严谨地提出警告说：“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足见她对朱元璋个性的了解和规劝，是多么的高明啊！她比范蠡警告文种，越王之为人“只可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话，更有深度。因为她从人生艰苦的经历中，了解到人性的反面。但是，她是朱元璋同甘共苦的妻子，她也深爱这个丈夫，只好在他得意欢乐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流着眼泪，对丈夫说了这样警告性的历史名言。短短的十个字，比起那些文章千古的大臣“谏书”，更为有力，真可以说是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啊！
下面，接着“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之后，便是“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了。对于“宜兄宜弟”的出典来源和内容，前面已经说过，话不重提。但他引用这句在“治国在齐其家”的一段里，那是用来专指在家庭、家族中兄弟姊妹，互相争宠，互相争斗，尤其在权位和财利之间的争夺，甚至还不及路人和外人，彼此互相残杀的，历代历史所记载的太多了。岂只有初唐开国时代的“玄武门事件”，宋朝开国时代的赵匡胤兄弟的“烛影斧声”，乃至清代雍正夺嫡的疑案等等。即使像一般平民老百姓，稍富裕的家庭，甚至如三家村里薄有几分半亩田地，或几间东倒西歪的破屋的兄弟姊妹为了争产分财，闹得你死我活，实在也是不可胜数。如果推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观念，如现代社会上的政党、社团、公司、店号等的同志和同仁，都如兄弟姊妹，彼此都能够“同心一德”，互相尊重，互相关爱，那是广告中言语文字的“美声”，事实上，恐怕比水面上画花纹、小孩子的吹气泡还要难得。
因此，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已。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 “为政”不等于“政治”
接着而来的，在“治国在齐其家”的本节末后，就又引用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的名言，用来说明“治国”与“齐家”的“宜其家人”和“宜兄宜弟”，都不是只在要求妻子和兄弟姊妹来做到的。真正能够做到使妻子和兄弟姊妹都能和乐相安相处的，都要由于自己本身一人的品德行为和学养教化的影响才行。这便是《大学》开端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效果的发挥了。“其仪不忒”，是说自己本身“诚意、正心、修身”的榜样，始终一致，表里如一，从来没有言行相违、口是心非的败德。那么，自然而然地会“正是四国”，可以感化普及于国人了。
所以它在作最后的结论便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但须注意，在这里所用的“法”字，不是指法律的法，而是作效法的法来用。这是说，假如你能做到，使父子兄弟们都要效法以后，渐渐就可使人民也都来效法了。这就是孔门儒学所说的“为政”的道理。“为政”是正己然后正人的教化，由君道、父道而同时兼具师道的道德，感化人民的作用，不是“政治”；“政治”，是依法管理和治理人民的作用。如果望文生义，看来都是同一名词，好像意义都差不多。事实上，它是大有差别的。
例如，东周以前，周（姜）太公吕望的“治齐”，以及后来管仲的“治齐”，他两位都是真正大政治家的做法，而稍微兼具有“为政”的风范。其他如周公儿子伯禽的“治鲁”，比较重视“为政”的德化，可是却使鲁国在春秋、战国末期，始终似嫌懦弱。可是到了秦亡、汉室初兴的阶段，东鲁儒生始终还存有保全儒家传统文化的风仪，影响两汉而流传于后世。所以说，文化是人类民族的灵魂，尤其是一个国家民族，切不可自毁灵魂、但取躯壳地糟蹋文明，更不可自毁千秋的文化大业，而偏取后世的一家之言，便当作金科玉律。那是必有自忏孟浪，后悔莫及的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