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序言〔原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自解〕老子说：“当一国治理到极致时，百姓的道德修养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政治平稳，人民安居乐业。吃好穿暖，有自已的风俗习惯，日子过得安逸，内心很充实。
邻国之间相望，鸡狗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那个时候交通、信息不发达，来往起来也不方便。再一个，内心充实饱满，欲望少。别人有需要帮助时，就伸手帮帮。人不找我，我也没需要扩大社交圈。所谓：緣来则应,缘去不留。
然而以当今的社会状况，如果一定要以上所述作为标准,来要求人们。那除非堵塞住百姓的耳朵和眼睛，否则是无法做到的。
〔原文〕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自解〕太史公（司马迁）说：我不知道神农以前是什么状况，但至《诗经》、《尚书》所描述从虞、夏以来，人们耳朵喜听动听美妙的声音，眼睛爱看靓丽的美色。嘴巴要吃各种牛羊美食。身体要安逸爽快，心中还想着向人显派权势和荣达。这样的民俗恶习已侵蚀百姓很久了。即便有最高明的理论，挨家挨户的去劝导，也难以使他们被感化了。所以最好的办法，也只能是因执利导了。（啥叫因势利导?大禹治水就是因势利导），其次就是用利益来诱导他，慢慢使其转回。再其次就是通过教育、培训、训戒来试图改变。最不得已的方法就是强行打压,与其争利了。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自解〕崤山以西的地区盛产木材、竹子、榖木、苎麻、牦牛、玉石；崤山以东的地区盛产鱼、盐、漆、蚕丝、音乐以及美女；长江以南的地区盛产柟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牙和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的地区盛产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筋和角；铜、铁都在方圆千里之内的山脉里，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零散分布。这就是各地物产资源的大致分布情况。都是中国人民所好之饮食衣服，养生送死所常需的物资。
〔原文〕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自解〕所以农民耕种出产粮食，掌管山林水泽开发的虞人则运送物品，工匠制成器物，商人进行货物流通。这些是依靠官府的政令征召才如此默契运转的吗？
其实是人们各有所需，各尽其能。自发自力，以贡献自己之力，获取自己所需。并没有哪个在背后指挥控制。
（读到这想到《国富论》里的一段话：“…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一个物品价格低，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太高，需求下降，价格必然又下跌。这大概是最早的需求定理了吧？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人们各自从事自己的行业，乐于自己的工作，就如水向低洼处流淌一样，日夜不停，不需征召，不必拜托。百姓就会主动的生产各种物品。这不正与“道”相合，如同自然的法则吗？
周朝
【原文】：《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自解】：《周书》上说：“农民不耕种，则粮食就会短缺，工人不生产，器物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各种物资则不能流转，那么粮食，物资，财富此三者就会彼此隔绝。而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更不能得已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百姓生活丰饶，来源小则百姓生活贫困。上则可使国家富强、下则可让人民富足。或贫穷或富贵，其中的方法，并没有谁来主宰。聪明的人自然会富裕有余，笨拙的人只能贫穷不足。所以，昔日太公望（姜尚）封地于营丘，即后来的齐国，现山东近海一带，地广人稀，大片的盐碱地，难种出庄稼。于是太公就大力发展手工艺、盐业及渔业，获得了极大成功。以至人才，资源都大量向齐国汇集。“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因此齐国生产的帽子、束带、衣服、鞋履能够供应整个天下。以至周天子下的诸候都得整理好衣冠，恭恭敬敬往齐国朝拜。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又辅佐小白齐桓公，重新修订了太公望所制定的政策，设轻重九府，即九个部门。桓公得已称霸，其间九次招开了诸候联合大会，“一匡天下。”而管仲也获得三归台。虽是陪臣，却比列国之君候更为富有。正是因此，齐国的富裕强盛才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原文】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自解】对于一般人来讲，吃饱穿暖了，或家里尚有些余粮，这样基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那么才会去关注所谓的荣辱。而礼仪亦产生于富足平稳的生活，而废于穷困颠沛的环境。“所以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家有富裕，就愿意分享出来给大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小人富，以适其力”。修养稍微差一点，家有余粮，至少也能安居乐业。不至于到社会上捣乱。“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水深则鱼多，山深而兽往。人物质上富有了，就会追求更高的精神上的需求，如仁义，礼智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富人得了权势则地位更为显赫，门前车水马龙，自是热闹非凡。一旦失势，那也是门前三尺草，门客也无所依。这样的情况在文化不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有千金财产的大家族的孩子，即便干了犯法的事，也不会在闹市上受刑而死。这可不是空话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所以你看天下人，整日折腾来，折腾去，都不过是为了一个“利”字。而那些拥有千乘（四马一车为一乘）战车的君主，封有万家食邑的列侯，享有百家供奉的君子，尚且担心自家会陷于贫困，更何况一般的平头百姓呢！
臥薪尝胆的勾践
【原文】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自解】从前，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山，用范蠡、计然两位“军师”。计然说：知道要发生战争，则应提前做好战备，要清楚各种货物的生产时节和用途，并与需求的变化相比对。如此对货物的供需关系就掌握得较为充分了。所以岁星行至金位的时候，就会五谷丰登；行至水位的时候，粮食就会歉收；行至木位的时候，就会发生饥荒；行至火位的时候，就会发生旱灾。干旱的时候就要储备舟船，洪水的时候就要储备车辆，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农业生产通常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大范围的饥荒。出售粮食，如果粮价每斗在二十钱，这就损害农民的利益；如果粮价每斗九十钱，就会损害商人的利益。如果商人利益受损，貿易受阻,钱财不能流通顺畅；如果农民利益受损，就不会再开垦土地。粮价每斗的价钱，向上不能高于八十钱，向下不能低于三十钱，这样农民和商人才能都获得利益。官府在荒年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控制物价。使市场的供应能够源源不断，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正道。
至于积贮货物的常理，一定是要积贮那些完好无损适合久存的货物。这样，在资金周转不开时。或许可以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贸易；而那些容易腐败和腐蚀，不能保留太长时间的货物则不宜囤贮妄图获取高价。能够分析掌握哪种货物供过于求，哪种货物供不应求，就能清楚物价上涨与下跌的趋势。物价上涨到了极致就会下跌，物价下跌到了极点则会上涨。物价涨到极高时，将手中的货物如同丢弃粪土一样立即抛出；物价跌到极低之时，应该将低价买进的货物视为珍珠翡翠一样囤积。（众人贪婪时我恐惧。众人恐惧时我贪婪。）如此，钱财就会像流水那样流通自如，周转不息。”句践依照这个经济理念治理国家十年，国家得以富足。有了足够的财力充分做好战备，大力地犒赏战士，所以战士们个个英勇无比，迎着敌人的箭矢飞石，奋勇前进，如同口渴的人想要喝水一样，最终报仇雪恨，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句践又率军北上显示军威，成为“五霸”之一。
智慧的陶朱公
【原文】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自解】范蠡帮助勾践战胜吴国,雪了会稽之耻后,喟然感叹说:”计然的七个策略只用了五个就已经达到目的。既然这些方法用在治国上获得了成功,那我也不妨將其用之于家庭中。”
于是，范蠡乘一叶扁舟，漂流于江湖之上，变名改姓，到齐国就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改名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各诸侯国，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是货物贸易集散的最佳场所。就到此治理产业，囤积货物，垄断居奇，择时择物，获取利益。“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审时度势，看到驱势的形成，然后乘势而为，而不过于苛求个人能力。
换句话说,一个糟糕的企业，加上一个不景气的业务,即便再优秀的CEO也未必能力挽狂澜。“有时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擅长治理产业的人，能够把握时机，善用人力。所谓四两拨千斤。十九年之中，朱公三次赚到千金钱财，先后两次将自己赚到的钱财分给那些贫贱的朋友以及远房的本家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富有又乐意施行仁德的人。后来朱公年老力衰，就将他的产业交给子孙去经营，子孙们治理产业，不断发展，达巨万家产。后人在谈论有钱人之时，都不免提起、称誉陶朱公。